科学以及敬畏的本质

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继续存在，因为人们推崇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转自《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4年第5期）
Rudy Baum　著，http://pubs.acs.org/cen/science/79/7923sci3.html
JZ　译

译者按：最近，杨振宁关于《易经》的发言，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使我想起了三年前读过的一篇书评。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新闻周刊《化学和化工新闻》的这篇书评，通过对首创“两种文化”的斯诺、科学文化的代表威尔逊、和科学前文化的代表贝里分别发表的三本书的评论，对科学文化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作了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科学和科学前文化的鸿沟不可能消除，因为源于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关于《易经》的争论、关于中医药的争论、新语丝和所谓的（反）科学文化人的争论，还有对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正是这两种文化的鸿沟在中国的表现。

二十一世纪伊始，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继续完好地存在着。“两种文化”是指科学和人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指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还是如四十年前斯诺第一次阐明他强有力比喻的时候同样之深。然而，这个问题不是源于这两种文化互相之间没有了解，象斯诺和许多后来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可以通过教育来缓解；问题远比此更深、更难以把握。

科学继续在深入地探测自然内部的运行规律，持续不断、没有休止地揭示出事物的运行机制——从原子、分子，到生物体包括人、行星、恒星，直至宇宙。科学的助手，技术继续用它几乎是无限多的发明和从中衍生出的产品改变着人类存在的整体面貌。

同时， 一些清晰而经过深思熟虑的批评继续坚持着这样的观点——居于科学研究中心地位的还原论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智力架构，剥夺了自然和人性的高贵；更不可接受的是，机械地去理解一种现象尤其是生命现象，是对它的亵渎。

贝里

威尔逊

这两种可能是不可调和的世界观的冲突在继续着，表现在两本近期出版的我认为应该引起科学家们注意的书中。1998年，哈佛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出版了《融会贯通，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 by Edward O. Wilson, Alfred A. Knopf, 1998, 332 pages, $26.00 (ISBN 0-679-45077-7)）（译者注：中文版由田洺译成《论契合，知识的整合》，据方舟子，此书的翻译质量有很大的问题），这一本有非凡企图的哲学杂文类著作提出，所有的知识，从物理、化学，到艺术和宗教，由有限数目的几条可发现的规律联系着。去年（2000年），杂文作家温德尔·贝里发表了《生命是一个奇迹，杂论反对现代迷信》（Life Is a Miracle, by Wendell Berry, Counterpoint Press, 2000, 153 pages, $21.00 (ISBN 1-58243-058-6)），该书主要但又不全部地对《融会贯通》一书作出了极为负面的回应。

许多过去几个月中和我交谈过的科学家注意到了《知识的融会贯通》一书，不过没有几个人读过，大多数完全没有注意到《生命是一个奇迹》一书和作者温德尔·贝里，惊讶于“两种文化”的争论还在继续。我认为这可能在科学家中很普遍，他们一般对自己的学科在现代知识伟业中占据的中心地位习以为常。

事实上，虽然我发现贝里的论据没有任何说服力，我推测它们在非科学家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很多科学家为科盲觉得惋惜，其实问题的本质可能远远还要令人不安，它是对科学方法的惧怕，是对科学认识的有意识的拒绝。

查尔斯·珀斯·斯诺爵士在1959年的剑桥大学的李德讲座上对“两种文化”作了定义。在英国，他是横跨科学和文学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曾在利塞斯特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化学训练，曾经在卢瑟福勋爵领导的卡文迪胥实验室研究光谱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内务部工作，招募和派遣科学家进行和战争有关的工作。他也是一位极为成功和广受欢迎的小说家，杂文家和评论家。

斯诺基本的论据是直截了当的。“有无数天，我上班的时间和科学家一起度过，晚上则和一些文学界的同事出去闲溜”，他这样对剑桥的听众说：“正是通过生活在这两群人中间，经常性地在两群人间来回走动，使我意识到有这个问题——这远远在我将它写到纸上之前，我将它称之为“两种文化”；因为，我总是感觉到我是在两群人间移动——他们有相似的智力，属相同的人种，社会出身也几无不同，经济收入几乎一样——但是他们几乎已经不再互相交流。

斯诺感叹事情竟到如此地步，提出科学文化和他所称的“传统”文化都因为彼此间的漠视而受到损害。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李德讲座和及其后第四年发表的杂文《两种文化，再一次审视》（The Two Cultures, by C. P. Sn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7 pages, $11.95 (ISBN 0-521-45730-0)）中斯诺最大的担心是传统文化对科学认识的缺乏。

譬如，他说：“很明显，当我们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从物理学家的圈子里走出来，走入文学家的圈子，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我相信对科学的一无所知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点。对科学的一无所知给整个‘传统’文化带上了非科学的色彩，这种非科学的色彩常常比我们所承认的还要频繁，接近演变成反科学。”

稍后在讲座中他说，传统文化的成员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乐于误导传统文化就是“文化”的全部，好像自然规律并不存在，好像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后果都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科学为物理世界构筑的宏伟大厦，无论在智慧的深度、复杂性和明晰性方面，都是最美丽、最伟大的人类智慧的集体产品。

斯诺把他对科学文化天生的乐观带给了他的听众和读者。他说，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将无可避免的造福于人类。他退一步论述到，是的，当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各种问题，随着科学和技术发展步子的加快，还会有产生更多的问题。但是，在他看来，毫无疑问地，工业和科学革命已给极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他对那些为从未存在过的“工业前伊甸园”的消亡而哀叹的传统文化的成员嗤之以鼻。

在《两种文化：再一次审视》中，斯诺写道：“科学革命是唯一一个得能使大多数人获得最基本的东西的方法——足够长的寿命，免于饥饿的自由，养育后代，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东西事实上刚刚由科学革命带给我们大家不久。”他继续写道：“令人好奇的是，就有许多自称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却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厌恶，他们就好像在梦游中一般，冥冥之中就走进一种否定全人类希望的态度，这种态度错误地解释了现在和未来，看来也错误地解释了过去。”

斯诺引用了人口学有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法两国农民的数据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过的是短暂和残酷的生活，伴随着饥饿、饥荒、疾病和痛苦。他总结道： “还有其他的大量的不同来源的证据，都指向相同的方向。在此前提下，没有任何严肃的可能性去讲述一个工业前的伊甸园。我们的祖先，正是在应用科学的邪恶而神秘的计划之下，从这个工业前伊甸园中被野蛮地驱逐出来。”

PHOTOS BY RUDY BAUM

埃德华·O·威尔逊是现代科学的巨人，他是哈佛大学“佩里格利诺大学研究教授”，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名誉馆长，拥有无数的荣誉和奖励。他写了两本荣获普里策奖的著作，1978年的《论人性》和1990年的《蚂蚁》。他是广受争议的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而社会行为对人类来说，涵盖了文化本身。

“融会贯通”，按照威尔逊的定义，就是所有知识的大统一。他相信，“现有的知识的分门别类，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上的混乱，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体现，只是学术的非天然产品。自然科学的融会贯通已经很成熟了，威尔逊领导了将‘融会贯通’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努力。”他写道，自1978年以来，“我提出文化的缘由乃是蜿蜒曲折地沿着这样的道路，从基因，通过大脑和感官，一直通到学习和社会行为。我们所继承的是神经生物学的特征，使我们只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使我们只能从众多的行为中去偏好学习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遗传得来的特征，使人们倾向于创造和传播某些特定的记忆元素，而不是其他。”

本刊(《化学与化工新闻》)在《融会贯通》出版的时候就曾对它做过评论（1998年10月12日期，64页）。写书评的是麦克·P·多伊尔，他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也是位于图桑的研究公司副总裁。他这样写道，在所有威尔逊的著作中，《融会贯通》“可能会对知识阶层产生最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该书既富有理性，又令人鼓舞，而且，因为它将读者带到前所未有的思辨和理解的高度，因此该书既能充实读者，有些时候又会有些温和的冒犯。”

没有意义在这里去重复多伊尔的优秀的书评，我只想专注于《融会贯通》的两大要素：一是形式体裁方面的，二是实质内容方面的。

先讲形式体裁方面的：威尔逊不仅有做一名科学家的天赋，他还是一个极为天才的作家。他的文笔优雅，精确，自成一体。毋庸置疑，《融会贯通》是一部极为难写的书，他却仍然能够把复杂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清楚地呈现给愿意紧跟他思路的读者。全书有许多段落写得很美，能够在同一时间既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内容，又能打动读者的心。

看一下这个段落：“今天，人类内部最严重的分歧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之间，也不是不同的宗教间，甚至也不是如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当今人类内部最严重的分歧是一条把科学文化和科学前文化隔开的鸿沟。没有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作为手段和它们积累起来的知识，人类就会被囚禁在一个认知的牢笼之中，就像一群出生在一个深壑之底的一潭浅水内的有智慧的鱼，他们好奇，他们雀跃，渴望着接触外面的世界，思考着外面的世界。他们创造了许多聪敏的猜想和神话，去解释把他们限制住的那潭浅水的来源，还有壑外的太阳、天空和星星的起源，甚至包括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他们是错的，总是错的，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平常的经验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以至于实在不能想象。”

这个段落当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使我久久限于沉思。我惊讶于这个绝妙的比喻，那潭深壑中的浅水，还有那些雀跃之中的美丽的鱼。威尔逊是位著名的科学家，但是他现在是且总是一位不囿于书屋的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野外生物学家。像他一样，我也曾长期地呆在深山老林里，呆在这样的深壑浅水边，这样的湖水是一个森林里最美丽的景点，我能够想象自己变成那些鱼群的一员。我没有去负面地解释威尔逊的比喻，这个认知的牢笼，虽然没有自由，也自有它田园牧歌似的美丽和幸福。

实质内容方面我想说的是《融会贯通》就像它的副题所提示的那样，凝聚了威尔逊的努力，他要把社会生物学的纲要向社会科学外扩展，去涵括人类所有的知识。根据定义，达到他的目标就是要修一座横跨这两种文化的桥梁，威尔逊在《融会贯通》里就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

“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已经构筑出一个由因果论组成的网络，从量子物理开始，一直到脑科学和进化生物学。在这个未知有多宽的网络中还有许多缺陷，有些连线还细如蛛丝。预测性综合，这个科学最终的目标，才刚刚开始，在生物学中尤其如此。然而，我认为，以下的论述是合适的：已知的已经足够多，足以支持对普遍的理性的融会贯通这一原理的信心，这种融会贯通横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
“因果论的网络已经触摸到文化的边缘，它已经到达一个边界——一边是自然科学，那一边是人文及人文性社会科学。诚然，对多数学者来说，这两个领域——一般被称作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看上去仍旧亘古不变。从古希腊的月亮神到酒神，散文到诗词，大脑左半球到右半球，两个领域之间的分界线可以很容易的被来回跨越，但是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领域的语言翻译成另一个领域的语言。我们要不要做一下尝试？我认为应该要做，原因很简单：目的既重要又可实现。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重新审查这条边界。”

威尔逊接下来勾勒出了两种文化间的分离所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专门引用了斯诺，他写道：

“只有一种办法去统一不同的学科，去结束文化的战争：要把科学和人文文化间的边界看成是一块既宽，大部分由未被探索过的领地，而不是一条边界，这个领地等待着科学和人文文化互相协作共同开拓。误解来自对这块领地的无知，而不是智力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两种文化面对如下共同的挑战，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通过文化来传播，我们也知道生物学对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剩下的问题便是生物学和文化是怎样互相作用，特别是他们怎样在所有社会里作用创造出共同的人性。在最后的分析中，把我们这个物种悠久的基因史（我们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基因史）和更近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史（文化属于在这个地球上的分布极为宽广的所有的人类社会）连接起来的，在我看来，就是两种文化互相关联的节点。可以这样说，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来说，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同时这也是自然科学的剩下的难题之一。”

对我这样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说，第一遍阅读的时候，连接两种文化的计划直截了当。雄心勃勃，当然，因为《融会贯通》如果不是雄心勃勃的话就不是《融会贯通》了。但是，威尔逊的计划看上去很合理，并且假以时日加上艰苦工作，将会导致人类知识的统一。

但是如果更仔细的阅读，你就会看出威尔逊把一个三段论装进了一段显然很严密的推理，从这句话开始，“误解来自对这块领地的无知，而不是智力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这句断言的基础上——我认为这句断言并不正确——威尔逊能够得以提出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竟然可以全部用科学文化的术语来实施。威尔逊事实上并没有提出一个连接两种文化的计划，相反，他的计划是要把分割两种文化的壁垒给打破，并把所有的人类的知识全数分配给科学文化。

这两种文化不是被由对两者之间的领地无知而引起的误解所隔开，他们是被由智力上的本质的不同所隔开，这种智力上的本质的不同我认为是根植于我们怎样欣赏美和体验敬畏。

温德尔·贝里是一些美国人的原型：独立人士，社会哲学家和批评家，对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心怀不满的观察家。这些人士——我想得到的和贝里同时代的还有劳夫·纳德（译者注，即为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除克里和布什以外的第三位候选人），和杰里米·里夫金——为许多东西丧失信心：细若蚕丝的人类道德，物质索取，技术，科学，环境，还有现代文学的现状。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的东西，确信工业前甚至启蒙运动前的世界比现在要好出许多，这和C·P· 斯诺恰恰相反。

《生命是一个奇迹》开宗明义地谴责现代科学的发现，明确的表明了威尔逊的走向知识的融会贯通的方法并不可能去沟通“两种文化”，而且，有意思的是，该书正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谴责《融会贯通》来做到这一点的。贝里写道，“‘发达世界’人类社会内部的所有地方和它们的自然和文化依托都在遭到破坏，这并不是由自然灾难或者‘上帝之举’或者外部敌人的入侵而造成，而是由某种已被合法化的叫作‘经济’的破坏性力量造成的。经济现在则依赖于科学的权威及其可用于实际的知识，因此，有必要这样说，在很多方面造福于我们的科学的特质，恰恰又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夺走了我们对自然的遵从和自然给予我们的可怀疑的许可。”
贝里通过对《融会贯通》的解剖来对科学作出批评；但是，他的智力的解剖刀显得愚钝，他那本小册子中的批评也根本没法和威尔逊的博学相提并论。然而，尽管他对《融会贯通》的批评总是既肤浅又没有说服力，他所发出的信息值得研究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文化间正存在着的裂痕。

贝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卑的观察者，赞扬威尔逊的科学知识，“作为人类所能获得的知识，我认为既伟大又令人崇敬。”但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威尔逊不知道，据他说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因为科学知识是极其有限的。

“什么东西可以被解释呢？”贝利问道。“我不认为创造物是可以被解释的，我也不认为生命是可以被解释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创造物和生命的一切只能由绘画、故事、诗歌、和舞蹈去表达。我并不认为绘画、故事或者舞蹈可以被解释，艺术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它们和可以被解释反差强烈。”

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下，贝里坚持认为，威尔逊试图发现艺术的某些生物学基础的努力是注定会失败的，他更进一步宣称，通过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生物学去理解生物在本质上是有破坏性的，他写道：“还有一点需要多花一些功夫才能懂得，就是我们假设‘理解’了生命从而对生命失去希望的危险，这种‘理解’就是把生命分解成我们所能理解的术语，把它当作可预测的和机械的。还原论科学对人类产生的最根本的影响就是，它使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它的创造物、以及创造物的所有元件，都是机器。……我们的语言，不管用在什么地方，如今几乎都毫无例外的被有血有肉的肌体都是充满着机理的机器这样的假设而制约，这样的机理又和医学、工业和商业的机理相兼容。”

贝里继续写道：“很久以来，一个自由的、有思想的人有可能看得出，把生命看成是机械的或可预测的或是可理解的，就等同于把生命分解。现在，几乎突然间，正变得很清楚的是，把生命分解成我们能理解的广度不可避免的等同于把生命奴隶化、财产化和商品化。”

这个假设后面是两个论点，贯穿了《生命是一个奇迹》这本书。一，某些知识太危险应该加以限制，贝里小心翼翼的不去明确定义哪些领域的科学研究应当加以限制（虽然他几乎要单独列出核能和遗传工程）。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他做了很清楚的表述，“可能智慧要求我们考虑最好把某些未知的领域列为禁区。”

二，是用机器作为比喻去描述生物体及其功能是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会让我们习惯于把生物当作一个非神圣的可解构的东西。对贝里来讲，敬畏是因为神秘而不是理解，理解按照其定义侵蚀并破坏了我们敬畏的本能。

威尔逊描述科学前文化的那段文字，那段曾让我驻足的美丽的文字，也让贝里停了下来。但是他的反应和我的却极为不同，贝里这样写道：韦尔逊“认真地认为启蒙运动前没有什么历史，他认为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对‘科学前文化’他一两拨千斤：‘他们是错的，总是错的。’……我认为（或者至少是希冀）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何等的没有怜悯之心——因为他因此而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大多数的人的生命和人类文化继承一笔勾销，他也没有意识到他因此而将自己置于一个何等渺小和无趣的世界。”贝里写道，预言家和巫师拥有至少和现代科学相当，而且很有可能是比现代科学更高级的知识。

设想如下的可能：人类由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人组成。一种人经历敬畏后发出为何和如何的疑问。另外一种人经历敬畏后编出一个故事或者一首歌或者围着篝火跳出一个舞蹈。威尔逊，在他寻求知识的融会贯通中，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讲故事、唱歌、和跳舞。贝利，鄙视还原论分析和及其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吩咐威尔逊把他的脏手从神圣的人性上挪走。

这两种文化根植于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中，根植于面对伟大的自然和存在，两种不同的经历敬畏和对敬畏产生反应的方式之中。两种方式孰好孰坏？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了，在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可能没什么不同。这跟辩论上帝是否存在很类似，只要双方互不干扰，很难给出绝对的证明来认定某一方好过另一方。

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有点不一样，威尔逊想把科学还原论应用到所有人类的知识上去，贝利则想约束科学研究至少某些抑或是许多自然界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个我没办法解决的困局。因为在这儿，我的偏见，我身上的其中一种文化的标识，起到了作用。我理解故事和歌唱的神奇，还有整体认识个体和他们生存其中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反对在机理水平上理解整个自然所作的尝试——这对化学家来说，就是在分子水平上。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托马斯·A·斯代茨，他是耶鲁大学化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物理教授，同时又是浩华德·修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该讲座是加州理工学院纪念赖那斯·泡林百年诞辰活动的一部分。斯代茨领导一个化学家小组，获得了核糖体大亚单位的第一个高分辨率晶体结构，核糖体是一个由 RNA和几个蛋白质组成的奇妙的聚合体，它的功能是把信使RNA转译成蛋白质。

斯代茨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显然他十分着迷于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他告诉他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听众，核糖体的分子量高达两百五十万，三分之二是RNA，含有超过一百万个原子，它们的位置我们已全部知道。他的演讲当然用了很多由计算机制作的核糖体的分子模型，核糖体是如此巨大，他解释道，把它的结构画出来都非常困难，特别是它的尺寸。在讲座的某个时候，屏幕上显示着放大了的核糖体活性中心的原子层次的详细结构，蛋白质的肽键就是在那儿形成的，斯代茨把他的激光指示器指向天花板，提醒他的听众，在这样的尺寸下，整个核糖体有演讲大厅的高度的两倍。

斯代茨解释了这个神奇的分子机器——事实上核糖体就是一个机器——怎样把组成所有生物的蛋白质分子组装起来，这个过程对生命来说是最最根本的，他指出，通过分析核糖体活性中心的得到保留的核糖核酸碱基，这个结构远在生命分开成几个谱系王国之前就已进化生成。

我在这个人类认识的壮举前肃然起敬。这就是生命如何把自己从无生命的分子中勾画出来，它不是一个魔术，不要求一个故事，也永不会使人感动得唱出一首歌来。它就是真实，同时又非常美丽。

我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之美就不比一朵兰花或一张小孩的脸或森林中的一个深壑之中的浅水的美更值得我们去敬畏？